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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印度要具备哪些生存智慧?

时间:2018/3/3 8:35:16   作者:   来源:上古   阅读:4677   评论:0
内容摘要:从靠近沙漠的斋普尔坐飞机到濒临孟加拉湾的加尔各答,由西而东,就像来到另一国度:干热变成湿热,街头店招的印地文变成孟加拉文。然而贫穷依旧,普遍的贫穷,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令人沮丧的贫穷,让貌似西化居于少数的印度精英不安与尴尬的贫穷。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是气派的殖民时代建筑,开馆已有两...

从靠近沙漠的斋普尔坐飞机到濒临孟加拉湾的加尔各答,由西而东,就像来到另一国度:干热变成湿热,街头店招的印地文变成孟加拉文。然而贫穷依旧,普遍的贫穷,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令人沮丧的贫穷,让貌似西化居于少数的印度精英不安与尴尬的贫穷。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是气派的殖民时代建筑,开馆已有两百年。无家可归的穷人就住博物馆墙边。早晨,湿热尚可忍受,黑得让人鄙视的贱民女人,穿着小背心,裹着莎笼,坐在人行道的手压水桩边洗澡,头上和裸露臂膀抹满皂液。瘦小无牙的老祖父,坐在塑料布遮挡的低矮窝棚外逗着小孙女。黄昏,“每家每户”忙着街边生火做饭,地上坛坛罐罐,炊烟缭绕,你不觉得这是泰戈尔和雷伊的城市。

还有肮脏。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不像钦奈(马德拉斯)那样残破得让行人小心踏步,也没你在新德里火车站附近看到嗅到的半露天公共便池尿水横流一直流到地铁站入口,但是随处垃圾。你在印度享受另一自由,比在中国还要自由:吐痰的自由,随手扔垃圾的自由;你要是放得开,也可学印度男人靠着墙边屙尿,或是蹲在路旁,兜裆布或男式莎笼下手握生殖器,女人一般小便。十月二日,印度总理穆迪是国内电视新闻头条宠儿,就连BBC整点报道也请来嘉宾深度分析。“清洁印度”运动揭开序幕。在首都德里,从总理到大小官僚,人人手执扫帚,对着镜头清洁印度(清扫垃圾疏淘阴沟,仍是贱民“专利”)。加尔各答山高皇帝远,不论电视还是现实,我没看到任何官员对着镜头洒扫。这个城市忙着另一盛大节日:Durga Puja。街头巷尾搭起帐篷,张灯结彩,六只手的Durga女神塑像或画像随处可见,俗艳光鲜。下午到晚上,我住的Sudder Street某家旅店外,街边帐篷几个大音箱从没安静。入夜,一个本土乐队站在台上又唱又跳直到午夜,男女老少欢天喜地。

加尔各答是我的两个月印度之旅最后一站。将近两个月下来,我已像印度人那样,对周遭的一切习以为常,既看见又没看见,既听见又没听见。这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智慧,不然你怎么可以正常活着?不论外界怎样脏乱凄惨,你必须像横行街头的圣牛,不紧不慢,镇定自若。Sudder Street一带,是城中旅店客栈最集中的街区,房间多半陈旧压抑,房价却又偏高。斜对街边帐篷那几个大音箱住了第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处看房,搬到背街小巷一家相对清爽的小酒店,虽然墙面依旧剥落。不像其它城市外国游客居多的街区,这一带甚至没有像样餐馆,除非你多走十来分钟,去到加尔各答中上阶层爱逛的Park Street,那里的中餐馆、意大利餐厅和时尚面包坊让你身在另一世界;冷气开得十足的牛津书店已有百年历史,摆满泰戈尔作品和雷伊电影的DVD光碟。Park Street还有一个新的街名:特蕾莎修女街。然而修女的济贫院,不在这条街上。

Sudder Street是条小街,只有几家简陋食档和印度奶茶铺。不单外国人,本地人也爱光顾。一家露天食档就在街边,黑瘦的孟加拉中年老板就着煤油炉又煮又炒。没有餐桌,只有草草搭成的几条石凳。靠墙靠电桩,牵了几幅遮雨塑料布,悬着“Fusion Asian Food”的招贴。七八个白肤黄肤的外国人坐在石板上,一边吃喝一边聊天。一个不到三十的单眼皮东方女子,正从老板手里接过一碗汤面。

“这个好吃吗?”我问。

“好吃。有点像韩国的泡菜拉面。”东方女子竭力推荐。

“你是韩国人?”

“对。”

我也叫了一碗貌似辛拉面的泡菜汤面。面还没煮好,看她健谈,我像印度人一样盘问不停,尽管不太礼貌。她来印度两个月了,哪也没去,就在已故特蕾莎修女创办的Missionaries of Charity几处济贫院做义工,侍候疾病缠身的孤苦老人,给智障或残疾儿童喂饭,洗衣服,做勤杂。

“你们洗衣服用洗衣机吗?”

“没有。都是用手。”

几天前在斋普尔,我读了九月号的New Internationalist杂志一篇文章——“特蕾莎修女怎样折磨加尔各答”,作者S Bedford来自多伦多,也在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加尔各答济贫院做了两个月义工。Bedford写到济贫院简陋压抑的环境,病人苦痛得不到适当缓解,缺乏医护背景的众多修女和各国义工,怎样以原始方法清洁粘满病人排泄物的床单衣物,而这难免交叉感染。如同已故Christopher Hitchens批驳特蕾莎修女的那本小册子The Missionary Position(这本小书的书名起得很促狭,让人想到男上女下的性爱姿势),Bedford也提到,Missionaries of Charity每年约有一亿美元慈善进帐,这些钱不仅缺乏明细下落,特蕾莎修女反对堕胎狂热传教的保守立场,也招来质疑,尤其她去世前不久在华盛顿告诉记者的那番话:“我觉得穷人认命并且分享基督的激情很美。我觉得穷人的苦痛对这个世界大有裨益。”

谨慎起见,我问韩国女子是否基督徒。不是。她没宗教信仰。我于是大致说起上面那篇文章。那是。她说。她认识的有些义工也曾怨言。“你现在哪里做义工?”“Sishu Bhavan。”她把专门收容残疾和智障孤儿的济贫院名字写在我的旅行指南上。从Sudder Street走到Sishu Bhavan不过二十分钟,后者距离特蕾莎修女纪念馆也只有五分钟路程。然而明天是甘地生日,纪念馆济贫院都不开放,我只好隔天再去。

我点的泡菜汤面煮好了。坐上靠墙石凳,端着不锈钢碗狼吞,味道不错;凌晨不到五点就去斋普尔机场等飞机,直到午后才得安顿,我真的又累又饿。一个中年四眼美国佬,坐在另一张石凳上,捏着半瓶啤酒,已经半醉。他一直喋喋不休,但我现在才有兴趣听他胡言。“我做过海军陆战队员。”美国佬卷着舌头告诉对面的日本女孩。她是他的情人。韩国女子也是他的情人。她们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你是塔利班!”海军陆战队员指着对面一位年轻白人,后者穆斯林一般留着长长的胡须。“塔利班”和白人女友没有搭理。

“你是海军陆战队?去过哪里?”我问。

“零二年。伊拉克。”

“推翻萨达姆。”

“对。很久以前的事了。塔利班!”他继续挑衅。看到对方没反应,海军陆战队员转头对我:“我完了。”然后,他伸出一只拳头,老友一般,跟我的拳头撞在一起,像在重温从前的同袍情谊。“塔利班!”他继续吼着。

【二】

加尔各答市区的AJC Bose Road 54A有幢两层小楼,名为Mother House(修女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九七年去世,特蕾莎修女就住这里,而且葬在这里。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原籍阿尔巴尼亚的特蕾莎修女,年仅十九,从爱尔兰坐船,辗转来到加尔各答,后在一所教会学校任教,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只身出走,发愿服务穷人中的穷人。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Missionaries of Charity正式成立。修女屋薄薄的免费小册子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这样描述修女会的由来:“六个多月,特蕾莎修女一直听到耶稣对她说话。他告诉她:‘小姐妹——来吧,来吧,把我带到穷人中间。来吧,做我的光。我不可能独行——他们不知道我——所以他们不想要我。’有一次,她得了一个异象:她看到很多穷人和儿童向她呼唤:‘来吧,来吧,来救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

这段文字宗教色彩浓烈,但是,通过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该是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最大宗旨。一九五三年,肩负这一使命的修女愈来愈多,“多番寻找和多番祈祷,特蕾莎修女找到一幢较大的房子”,也就是现在的修女屋。从那以后,“成千上万的女孩子曾在这里居住,祈祷,受训成为修女”,然后奔赴修女会在世界各地的七百五十多个分会(缺少宗教自由的红色中国至今没有分会),帮助穷人中的穷人。

帮助穷人中的穷人,这一目标令人起敬。用来服务宗教,目标变成手段,则与冥顽伪善同义。一个多月前,我终于读了前面提及的Christopher Hitchens那本小书,并非我对特蕾莎修女早有成见,而是想用他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让自己多一个参照。但我发现,尽管雄辩,这本小书却多惊人之句:“无助的婴儿、被遗弃的穷人、麻疯病人和晚期病患成了用来展示怜悯的原料。”“特蕾莎修女从不掩饰,她的工作只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运动。”“关键并不在于诚实地减轻苦痛,而是宣扬一种以死亡、受苦和服从为基础的崇拜。”作者也提到,特蕾莎修女的收入足以在加尔各答装备几家顶级诊所(当然阙如),而她晚年也曾入住收费昂贵的西方医院。以下这个例子也许最为讽刺:特蕾莎修女公开讲到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苦痛。带着微笑,面对镜头,并未察觉其中反讽,修女讲她怎样告诉病人:“你正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受苦。所以耶稣肯定正在吻你。”然而这个病人答道:“那请告诉他,不要吻我了。”

修女屋只有特蕾莎修女墓和楼上卧室开放。修女墓在一楼室内,白色大理石棺顶端的花盆,摆了一束花心泛黄的白菊,方形墓铭刻着生卒年月,还有一段大写经文: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另一行文字:YOU DID IT TO ME(出自耶稣的话:你为我的穷苦弟兄做的,也是为我做的),还有下方一只摊开的左手(手心向上),则用新鲜的金盏菊花瓣堆砌。隔壁小展厅,陈列修女遗物,穿过的拖鞋衣服,用过的文具餐具,圣经,书信,诺贝尔和平奖奖状,晚年坐过的轮椅,讣闻剪报……坦白说来,看过德里的甘地故居和尼赫鲁故居,这类陈列虽然生动,但也并无多少特别。尽管特蕾莎修女生前担心,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有可能让修女会变成单纯社工,因为“我们的工作只是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穷人中的穷人,当然就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之手段”,但我并不怀疑她的宗教激情,通过爱穷人来爱上帝。贞洁、贫穷和服从是修女会三大誓言。二楼简朴卧室,修女住了大半生,在此过世,却让人有些感动,尤其门口那段文字说明:这个房间下面就是厨房,所以较热,但是修女从来不用风扇。你可以质疑修女会帮助穷人中的穷人之终极目的和客观效果,但你很难过分挑剔一个“圣人”,哪怕她不“完美”,曾经接受独裁者捐款,晚年到西方最好的医院看病。

我到Sishu Bhavan已近正午。除了我和一对中年印度夫妇,没有访客。一楼的婴儿室正要午休,门口修女指着二楼。上楼前,我对着门厅墙上一幅油画端详片刻:裹着蓝边白头巾的特蕾莎修女,双手捧着一个金发婴儿。油画下方的木牌贴了一张纸,这是修女告诫世人的警句:“我认为当今对和平最有损害的就是堕胎,因为这是向儿童宣战,是在直接戕害无辜和没有防备的生命。”然而,当你想到全球十多亿人每天的生活开销不足两美元,大多数印度人依然贫穷,将近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一半以上印度家庭没有厕所(农村比例更高),艾滋病和各类疾病肆虐,特蕾莎修女(包括教廷)反堕胎的立场,几乎等于瞎子摸象。

出乎意料,二楼宽敞明亮,十多台吊扇缓缓转着,房间一股消毒水味。正是午餐时间。两三个修女,还有十来个女性义工,年龄各异,来自不同国度,系着围裙,正给三十多个男孩女孩喂水喂饭。我在Sudder Street遇见的韩国女子也在那里,端着饭碗举着勺子,哄着一个智障男孩。“他有十五岁了。”韩国女子告诉我。男孩不会讲话,只是对我傻笑,紧紧拉着我的手。他很瘦小,看上去不足十岁。我在房间转来转去,端详排排围栏铁床,听着男孩女孩咿咿唔唔,看着修女和义工忙前忙后。韩国女子转到一个半身瘫痪的女孩那里。女孩十八岁了,看上去也不到十岁。她坐在婴儿椅上,脚趾涂着指甲油,脖子戴了一条镀金项链。“你很漂亮。”我开玩笑。她伸出一只小手,使劲拽着我的手,一边吃饭一边傻笑。“这里很少男人来,所以她特别高兴。”韩国女子说。女孩继续傻笑,盯着我看。我是今天最大的惊喜,给她的午餐带来额外乐趣。

中午,我回到Sudder Street的街边食档,依然点了泡菜汤面。海军陆战队员攥着一个塑料水樽,里面装了三分之一威士忌(除了为数不多的酒吧,印度的公共场所不得饮酒,否则警察会找你麻烦),依旧半醉,卷着舌头胡言乱语。孟加拉老板跟我八卦,美国佬有一半印度血统,每年都来印度,每天都坐这里喝酒胡扯。一个将近三十的白人女子坐到我的身旁。“你在找什么?”她问,见我对着地图查找在修女屋拍的几个济贫院地址。我们聊了起来。她是威尼斯人,在学农业和生态学,第一次离开欧洲,第一次远行,刚来印度一个星期,要呆两个月。但她不喜欢这里,太脏了,太乱了,她想看美景。威尼斯女人也在修女会做义工,下午要去另一家残疾儿童院。我们于是结伴同行。

一个二十多岁的尼泊尔人,个头很高,皮肤五官就像黑人,也跟我们一起。印度有很多尼泊尔人,他们来印度不用签证。很不客气,我问尼泊尔黑人在加尔各答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在Sudder Street瞎混(清晨,我见他睡在街边的节庆舞台上)。威尼斯女人呵呵笑着,知道我故意像印度人一样盘问。黑人看来喜欢这个白人女子,老是拍她肩膀,顺带搂搂腰身。我们要去的残疾儿童院名叫Daya Dan,远在城北,要坐好几站地铁。出了地铁站,黑人自告奋勇带路,问来问去,也没问到具体位置。“我信不过他。”威尼斯女人悄悄告诉我,有点恼火,她想回去了。等我问清方向,自认半个东道主的黑人很不高兴,摊开两手,嗓门抬高:“你们认得路,那我就跟你们走吧。”不出五分钟,我们来到Daya Dan门口,黑人不再出声。

跟我上午去过的两个地方不同,Daya Dan大门紧闭。敲开铁栅,威尼斯女人亮出义工证,我和黑人跟着进去。一楼昏暗,压抑,没有阳光,只有灯光,也是一股消毒水味。灯光反射的水泥地上,坐了将近二十个男孩女孩:半瘫,失明,智障……这里不仅没访客,也没义工。管事的修女告诉威尼斯女人,把她派来的人弄错了,她在这里无事可做。我们坐到地上,有些沮丧。一个智障男童爬过来,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上了锁的修女办公室门外;他似乎觉得,那里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指着一旁壁报的特蕾莎修女像,男童马上双手合十。另一个智障男童,坐在婴儿椅上,慢慢挪到我站的地方,拽着我的手。他用力过猛,婴儿椅侧翻地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大概身心最为健全,把婴儿椅使劲往后推。一半身子躺在地上,智障男童晃着脑袋,麻疯病人一样蜷着双手。

我很快明白,这些孩子坐在地上,是在等着下午三点过的祈祷。灯突然灭了,正前方墙上,基督悬在十字架上,周围的彩灯闪个不停。几个修女也来坐在地上。那个身心最为健全的十来岁男孩,开始用孟加拉语背着祷文,大家跟着念诵。他们念得不太清晰,因为多数孩子连话也未必讲得清楚。坐在婴儿椅上的智障男童还是半躺地上,他也跟着祈祷,两手乱抓,脑袋扭着,像是在跟魔鬼缠斗。大约一刻钟后,灯亮了。我们回到人间。尽管屋内依旧昏暗压抑,尽管悬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血腥得有些恐怖,比起那些睡在人行道上的孩子,比起昨天早晨拉着小妹妹走到我面前的小男孩(他说他们是孤儿,他和妹妹太饿了,他不要钱,只想要点吃的),这些孩子至少有个安身之地。

走出Daya Dan,我们原路返回。威尼斯女人再过两天就要离开加尔各答。我向她推荐了靠海的果阿和喜玛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湖滨小城博卡拉,那里游客很多,但是相对“光滑”,没有加尔各答的污秽、贫穷与诸多不快。尼泊尔黑人的老家就在博卡拉,他起劲讲着博卡拉的美景。地铁拥挤。黑人站在威尼斯女人身后,挨得很近。站我对面的一个孟加拉中年妇女不知怎么留意到,转头对着丈夫耳语,满脸厌恶。就像我在印度南部的Trichy跟三个泰米尔女大学生走在一起惹来满街异样眼光,保守的印度人不喜欢看到不同种族的男女靠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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